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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率高的分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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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3月9日晚間,意大利總理孔特頒佈行政命令,將“封城”擴展至意大利全境。孔特言簡意賅地將這一禁令概括爲“我不出門”短短几個字。事實上意大利政府在此次疫情應對方面起步早、手段堅決、投入巨大:早在1月31日即宣佈進入國家衛生緊急狀態,並自即日起暫停往返意大利和中國的所有航班,此時距離1月30日世衛組織(WHO)宣佈新冠肺炎爲“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”不過1天;開始部分“封城”措施是2月22日,此時距離首位意大利籍確診患者被發現(2月6日,全國第三例確診,此前兩例都是外籍)僅16天,距離疫情首次密集暴發僅兩天(2月20日全國僅3例確診)。截至3月7日意大利累計接受檢測的疑似者已突破兩萬人,遠遠高於其他疫情較密集的歐洲國家。爲了應對疫情,意大利早在2月25日就調遣軍隊介入防疫,近日更緊急動員了全國幾乎所有能調動的醫護人員力量。然而正如一些評論家所言,防疫看的從來都是結果,而不是過程,偏偏意大利在“結果”方面乏善可陳。截至3月10日,意大利累計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總人數爲10149例,死亡631例。何以意大利政府如此“下本”,死亡率卻居高不下?首先,意大利防疫“框架”早早到位,但“實質性內容”欠缺。早期“封城”主要依賴地方政府和警力,但地方政府對防疫重要性理解參差不齊,警察多是當地人,“鄉里鄉親”不願抹下臉來“嚴防死守”,結果便是“封而不死”,封鎖線漏洞百出。“封城令”前後三次頒佈、擴大適用範圍,但每次都在頒佈和生效時間上留下一個不小的“窗口”,導致大量“紅區”內民衆驚恐湧出,非但未能隔離疫情,反倒人爲製造了一次又一次便於疫情集中相互傳播的“人員大聚集”和“大串聯”。其次,意大利政體較爲特殊。一方面,該國是單一制共和國,很多行政規則要中央政府來制訂;另一方面,爲照顧意大利歷史上長期邦國林立、地方特色鮮明的傳統,中央政府又賦予地方過多自治權,而在單一制政體下許多地方政府偏又“班子不大”,結果在需要行政高效率的防疫“戰爭”中,就不免出現“上下誰也管不利索”的尷尬。對於地方自治的上述弊端,孔特政府曾多次表示要“整改”,但他本人就是包括地方主義派系在內、執政聯盟內部多箇勢力平衡所推出的折衷人物,執行力有限,對此也只能是有心無力,徒呼奈何。第三,意大利國內上至專業界,下至社會風俗,對嚴厲的“封城”和其他嚴格防疫措施,存在不同程度的牴觸情緒。因爲中世紀意大利各地曾長期遭受教廷、封建領主的壓迫,因此社會上產生了強烈的逆反情緒,突出表現就是十分強調“個體自由”,但面對突如其來的烈性疫情,就不免有些“笨手笨腳”。這種態勢導致“封鎖歸封鎖,活動歸活動”,在3月10日前,“紅區”和其他地區間固然有了封鎖線,但“紅區”內各城鎮、社區仍然是“馬照跑舞照跳”,人們的基本生活、社交方式沒有大的改變,有當地朋友稱,除了亞裔開的商店、飯館,“紅區”其他商業活動場所在9日前都好端端開着,而且客人不少(只是稍稍注意了人與人間保持一定距離)。直到3月8日、9日,仍有許多意大利人走上街頭,抗議實施“過分”的防疫限制措施,而在公共場合下穿戴口罩等個人防護設備,至今在很多地方仍被公衆側目而視,當作另類,因爲意大利和其他許多歐美國家社會一樣,認爲“戴口罩等於自己生了病,就根本不該出門,能出門的都不需要戴口罩”。儘管意大利政府三令五申,如果擅闖“紅區”封鎖線,將面臨拘留和罰款,但仍有許多人罔顧禁令擅闖“禁區”之外,甚至將自己“巧妙通過”檢查站的照片、視頻和“事蹟”在公共網絡平臺炫耀,居然也能贏來不少喝彩聲。直到2月27日,WHO意大利籍專家裏恰爾迪仍在質疑“對那麼多疑似者進行檢測是否有科學依據、會不會起反作用”。如此氛圍下,防疫也就難免喫緊。第四,醫療體系被“燒穿”。此次和此前多次疫情的防治經驗表明,重症率和死亡率上升最快的階段,莫過於既有醫療體系因疑似、確診人數突然大暴發而在極短時間內不勝負荷,出現被“燒穿”之極端現象的情況下。意大利儘管是歐洲典型的福利國家,醫療體系完善,但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,爲配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和歐盟紓困計劃,該國不斷削減包括醫療衛生投入在內的公共開支,導致醫療衛生體系即便在常態下都處於繃緊狀態。官方數據顯示,最近5年意大利被迫關閉各類醫療機構758家,最近10年意大利醫生、護士缺口分別高達5.6萬和5萬,這種狀態應對平時、常態下醫療護理壓力尚能湊合,突如其來的疫情大暴發一下就導致了“燒穿”現象的發生,重症率、死亡率也就此一發而不可收拾。第五,老齡化的煩惱。意大利是全球僅次於日本、老齡化問題最突出的國家。去年年底意大利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,2018年意大利全年新生嬰兒數量降至近18年最低的439747人,而男女平均預期壽命則分別達到80.8和85.2歲。衆所周知,此次新冠疫情對老年患者和長期患有慢性病的患者“殺傷力”特別巨大,對意大利這個老齡化突出的國家、尤其這個國家中老齡化問題最爲嚴重的北方工業區各城鎮,自然就容易製造更多人間悲劇。3月6日意大利衛生部發布的數據顯示,截至當天,意大利死於此次疫情者平均年齡高達81歲,近期更連續傳出八旬、九旬老人染疫不幸去世的消息。可想而知,新冠疫情這種典型的“老年針對性疫情”遇上意大利這個最突出的老齡化社會,恰恰構成了人們最不願看到的“定向殺傷”,就這樣,意大利鬼使神差地成爲了死亡率畸高的國家。那麼,何時纔是意大利高確診、高死亡率的“拐點”?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最新版“封城令”的執行情況,以及該國在修補被“燒穿”的醫療衛生體系時,能體現出怎樣的效率。當然,國際社會的幫助是必不可少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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